1959年5月，我正在西藏拍摄有关平叛后西藏人民重获新生的专题，突接厂里来电，要我
火速返京接受新任务。原来是让我飞到兰州与王瑞华同志会合，一起到新疆喀什，随同中国男
女混合登山队拍摄他们攀登海拔7500米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创造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得影片，向建国十周年献礼。
我们日夜兼程赶到慕士塔格峰4500米的登山大本营。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雪山倒映在卡拉
湖中的景色非常美丽，准备拍摄下来作为影片开头的画面。于是，在征得登山队的同意后，我
骑着马，背着摄影机直奔卡拉湖。快临近卡拉湖时，骤然间，乌云密布，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临，我只好快马加鞭返回营地。途中，雷电交加，霹雳一个接一个打来，我身上已有带电的感觉了，头发也一根根竖了起来，身上的风衣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卜卜的电火花。马一个劲地嘶叫，不断
扬起后蹄，我鸣枪呼救也没有回音。这一刻，我脑子在飞速地转动，我想先把摄影机和胶片放
在大的乱石中以减少自己触电的危险，转而一想，又怕雷电过后，在荒山野岭中找不到我的摄
影机而贻误工作。怎么办？最后我决定仍然背着机器前进，一个摄影师的手中怎么能没有摄影
机呢？反正人在机器在。迎着雷电的袭击，我驱马向前，在与雷电搏斗了两个小时后，方才化
险为夷。
这是此行中的一段小插曲，它仿佛预示着这次攀登将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转折。
从5500米的一号营地到6200米的二号营地是一段极其艰苦的路程。四五十度的大雪坡，雪深过膝，前面开路的运动员双手握住冰镐，插在雪中，才能拔出自己双腿，继续向前迈进一步。就这样，大家喘着气，迈着沉重的步伐前进，每半小时，大家靠在雪壁上原地休息十分钟。当我所在的先遣第一组休息时，我就抢拍第二组行进的镜头；第二组休息时，我又背起机器随第一组继续前进，因此我的体力消耗比其他登山队员都大。当我们组的穆炳锁、拉巴才仁终于在风雪中搭帐篷时，我还停不下来，又放下背包和冰镐，提着摄影机离开宿营地，抢拍后继梯队在风雪中行进的镜头。风雪越来越大，积雪掩盖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裂缝。我刚往前走了几步，只听呼隆一声，人向无底的冰裂缝陷下去。一刹那的迷糊后，我发现自己已失去平衡往下坠，我把摄影机套在右手，左手和双腿急忙叉开，把自己硬生生地梗悬在冰裂缝两壁中。这一刻，动又动弹不得，更不能呼救，轻微一点颤动，就会让我坠入无底的深渊，只有坚持，才有可能获救。听天由命吧，我在心底暗暗地想。万幸的是登山队长史占春发现了我，队员们一边喊着“不要动”，一边迅速伏在冰裂缝边缘，用尼龙绳套住我的身体，在千钧一发的险境中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上来。刚一离开冰缝大家就纷纷批评我：“大电影（队员们送给我的外号）你真惨，怎么出来拍片连冰镐都不带，还要不要命了！”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原来史占春也掉进了冰裂缝，好在他身上系有保护的尼龙绳，大家又开始七手八脚地往上拉，我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刚脱离险境，立刻吹掉镜头上的冰雪，抓住这千金难买的好时机拍到了营救史占春的镜头。晚上，我在帐篷内做了一碗鸡汤挂面，庆贺自己“有惊有险”的生还。
从6800米到7200米突击营，再有345米就到号称“冰山之父”的顶峰了。几天来的大风雪使高山积雪厚达100多米，而且非常松软。前面负责开路的队员体力消耗最大，一只脚要连续踩几次，才能踩出一只供后继队员行走的脚窝。海拔7000米以上缺氧，零下二十三度的严寒和暴风雪袭击者每一个人，有的女队员呕吐不止，有的冻伤了鼻子和手脚。在7200米的高度，当我看到女队员潘多、丛珍在与暴风雪搏斗时，就不由自主地拿起摄影机准备拍下这动人情景。为看清画面，方便操作，我大胆摘下布满冰雪的墨镜，脱下肥大的手套进行拍摄。仅仅几分钟，我双目被强烈的雪光刺伤，突然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手套保护的右手也一下子冻起了大乌泡，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队员们快速把我送回了帐篷。躺在帐内，我用僵硬的手在暗袋中装好最后一卷胶片，摸索着固定好光圈距离，请史占春到山顶后一定拍下女队员丛珍用冰镐举着五星红旗的镜头以及男女队员的全景，再从峰顶摇一个山下的镜头（史占春拍下的这三个镜头后来都编入了影片《踏雪穿云上冰山》）。下山的时候，我永远忘不了，是屈银华、王富洲冒着生命危险连滚带爬地把我安全护送到了大本营。
我被飞机送回北京，直接住进了友谊医院，首都名医会诊后，认为伤口严重溃烂，必须截除全部脚趾和右手三小节手指。
当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为我国打破女子世界登山纪录的丛珍、潘多等8名女队员颁发体育荣誉勋章时，我也正躺在友谊医院接受民政局颁发的二等甲级残废证。我知道自己的人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而付出，我永不言悔。对摄影艺术割舍不了的深深眷恋，使我在病床上就决定了自己未来人生。我还是要用自己的双脚在人生之路上一步一步留下前进的足迹，哪怕这是一双残废的脚。
（本文作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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