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猴场会议  
遵义会议  
1935年2月5-9日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召开扎西会议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召开会理会议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开两河口会议  
1935年7月21-22日在四川省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召开芦花会议  
1935年8月4-6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的沙窝寨子(今血洛)召开沙窝会议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上八寨乡召开毛儿盖会议  
1935年9月10日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巴西会议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俄界会议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榜罗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吴起镇会议 
 


    在长征过程中,召开了许多重大的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在大会上,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 、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镇)。当天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会议,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走上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
    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1935年2月5-9日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召开扎西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召开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铁厂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样、邓发、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可以说,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开两河口会议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1935年7月21-22日在四川省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召开芦花会议
    中央政治局于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芦花会议(又称黑水芦花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张国焘、陈昌浩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部队作战的统一组织与指挥,利于迅速北上,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方面军之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进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5年8月4-6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的沙窝寨子(今血洛)召开沙窝会议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1935年8月3日,由张闻天签发了《八月四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沙窝会议开了3天,8月4日至6日。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沙窝会议对于加强1、4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这次会议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上八寨乡召开毛儿盖会议

    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9月10日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巴西会议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率1、3军团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饿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最后总结时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榜罗镇会议

    1935年9月27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
9月28日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支队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物质准备,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等具体要求。 榜罗镇会议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35年10月22日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吴起镇会议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会议的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和铁边城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次会议为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顺利会师作了准备,对团结和汇聚西北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对我们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和党在西北地区开始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重要的准备,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明确指出,陕甘支队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会合,为的是“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指出“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号召全体指战员,“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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