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二万五千里路上，不止有我的足迹，也洒下了我家人的热血。我的父亲倒在大巴山麓的通江河谷，母亲死在西康甘孜的大草原边，全家9人一起走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我和弟妹4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至亲的面孔仍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最后一次与慈母告别的情景，那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即将要第3次过雪山草地。我那时担任红军独立二师政委，正率队从西康丹巴之边耳往西执行任务，在向东而去的红军队伍中我遇到了母亲及3个幼小的弟妹。那时，母亲已经是53岁的人了，从小裹过的小脚只有几寸长，拉拽着3个弟妹在队伍中艰难地走着。

    前两次相遇，母亲见到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说不完的话，那次却一言不发。那时母亲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两条腿肿得厉害，左腹还长了毒疮。快要第三次过雪山了，翻过党岭雪山，奔道孚、炉霍后还要过大草地，我同娘都意识到，这一别以后恐怕很难再相见了，但谁也不愿意说出口。我想了很多：让母亲和弟妹就地安置吗？这荒无人烟之处如何安置？就是有人家，因为少数民族不了解红军，也是不好安置的。回家去吗？我们早已无家可归了……我甚至想到干脆自己带着他们走长征。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还是只能让他们跟着红军走，走到哪算哪。

    人生悲伤莫过于生离死别，而我与母亲这刻的生离更可能就是死别了。我把自己的马给了母亲，将身上剩的一点粮食也全部留给了他们，还给前面的部队写了介绍信希望能给予母亲一些照顾。这就是当时我所能做的全部。母亲知道我要走了，依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怎么也看不够。这时，警卫人员再三催促：“时间不早了，快走吧。”我便狠下心来，挥泪告别了母亲和弟妹，再也不敢回头看了……

    两个月后，在甘南的行军途中我见到了四弟李中柏，他哭着向我诉说了母亲病逝的经过。分别后，母亲坚持带着他们走完了雪山草地，1936年7月，队伍到达西康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的时候，母亲再也坚持不住了。她的两条腿像灌了水，一按一个窝，左腹长的那个毒疮已经变成黑黄色的水泡，有碗口大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脓胞，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母亲快不行了，小妹在旁边哭叫着扒开母亲的眼皮：“娘——”垂危的母亲用极虚弱的声音说：“娃儿们———跟红军——走。”母亲就这样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从1935年4月到1936年7月，在一年零三个月里，母亲用那双小脚跟着红军队伍走了近两万里路。我坚强的母亲啊！我悔恨不已，恨自己同母亲见面的时候没多说几句话，恨自己走时没回头再看母亲几眼，我对不起母亲！

                                                                                        摘自影片《回望硝烟》采访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