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1927年2月参加革命,1930年8月参加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军宣传队中队长、团政委、师司令部通信主任、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黄河。抗日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师政委、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参加领导指挥了平型关、张庄、薛公岭、清丰、汤阴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一纵队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四纵队司令员、军长,率部参加了石家庄、清风店、平津——新保安之战、太原、宁夏等战役。抗美援朝时,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五次战役中一、二阶段的战斗及马良山、高旺山等战役。回国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长江葛洲坝工程第一任指挥长兼政委、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离休。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思玉(1911-)
 

当“逃兵”的将军

   虽说我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但是刚当红军那会儿我还当过一次“逃兵”呢。
    1930年4月11号,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军解放了我的家乡信丰县城。那时我率领游击队员在信丰打土豪斗地主已经有一年多了,听说红军来了,心里激动得不行,立即就带着游击队员去找红军部队。部队领导对我们很热情,我们立即成了机枪连的战士。
    4月13号,红军部队向古陂方向出发,我被安排在连长身后做向导。随着离家越来越远,我的心里也越来越翻腾:家里除了母亲一个劳力,其它都是小孩儿,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呢?我跟县里的许多流氓地主都有冲突,我走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更要受他们的罪了,怎么办?…… 算了,等革命胜利了,我再回来好好孝敬母亲。
     “辛龙保!”正想着,一声急切熟悉的呼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母亲,她边叫着我的小名边急匆匆跑过来。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儿啊,你走了,弟弟、妹妹都小,妈妈怎么办?快跟妈回去吧!”原来自打我离家打游击后,母亲就四处奔波寻找,就怕我当了红军远离家乡。今天看到一大溜队伍向东开,她便抄小路跑到队伍必经的路口仔细盯着找,看我是不是在里面。
    虽然我也担心母亲受苦,但是仍然一意要跟着部队走。于是,我跟母亲两人就在那个路口拗上了,一个大步流星往前走,一个拽着胳膊往回拉,那个场景让全连的官兵都愣住了。争执了好久,张连长再也忍不住了,他掏出一把铜板给我,像是劝导又像是命令地说:“你回去吧,当红军干革命,在家乡照样可以干革命。”
    我执拗不过,只好告别刚刚熟悉的战友气呼呼地跟母亲往回走,走了一路,吵了一路。回到家,看到当年被靖卫团(地主武装)烧毁的房子,参加革命的烈火又从心底燃起。但我没有再任性离家,而是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劝导弟弟、妹妹听妈的话,多替妈挑担子。后来的日子里,我利用各种时机跟母亲和弟妹们讲关于红军的故事,讲在外边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于是母亲答应我到县上去参加赤卫军,在家乡附近干革命。
    这样过了几个月,到了8月份,陈毅率领的红二十二军又到了信丰县。恰巧当年信丰暴动副总指挥黄达同志在六十四师当政委,自暴动结束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寻找黄达,没想到他带着红军回来了。黄达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坚定地告诉他:“我要参加红军!”
    黄达让我回去同母亲商量商量,但我知道如果告诉母亲肯定就当不成红军。最后,我横下一条心:不辞而别。两天后我找到黄达,骗他说母亲和弟弟妹妹都支持我当红军,这一次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当上了红军。
    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母亲。这期间我跟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日本鬼子进行了8年抗战,打完了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我才回到了家乡。从我离家参加红军开始,已经整整20年了没回家了。
    这么多年母子未能相见,没想到母亲见到我后竟给我出了难题。她很郑重地对我说:“现在革命成功了,你说的话要算数呀!”我听出母亲话有所指,但又实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能笑着对母亲说:“是呀!现在全国解放了,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我们还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母亲见我答非所问,直摇头说:“你忘记了!白狗子烧我们房屋时,你在大坑山上是怎么对妈说的?”
    ……
    那是1927年的6月,国民党新一师的一个连进驻信丰县,和国民党右派、不法地主相勾结,捣毁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我那时经常跟随农会的领导人郭一清、黄达等人一起进行进步活动,国民党反动派自然也不会放过我。
    6月16日,小河堡的靖卫团来到游州,一个村一个村地洗劫。他们没有抓到郭一清、黄达等党的领导人,就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屋。等他们来庄上抓我时,我们一家6口人早已跑到大坑山的树林中躲了起来。因为没抓到人,靖卫团气极败坏,在劣绅曾纪炳带领下,打开与邻居的火道,一把大火把我家的6间房屋全烧毁了。
    那时我们一家大小什么都没带,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看着熊熊大火将房屋化为灰烬,母亲又气又恨,抱着我们放声大哭,后来竟哭晕了过去。我一边叫醒母亲,一边流着眼泪说:“妈妈,白狗子烧了我们的房屋,但我们一家6口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兄弟长大成人,一定要报仇!我相信共产党领导打土豪分田地一定能成功,等革命成功了,给您盖洋房子!”……
    我恍然大悟,没想到当时劝慰母亲的宽心话,母亲还一直惦记着。
    我19岁不辞而别离家参军,之后20多年里没有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一直住在两间破土房里。现在我荣归故里了,理应实现她老人家的心愿,可我却又一次当了“逃兵”。我对母亲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如果用公款为自己盖房子就要犯错误。” 母亲吃了一辈子苦,是个深明事理的老人,以后再也没有提盖房子的事情。

                                                                                        摘自影片《回望硝烟》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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