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 陈旭光

　　《中国1949》（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以其珍贵的史料性、宏阔的史诗性、张驰有度的节奏感和磅礴的大气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这部文献性纪录影片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切入点--1949，联缀起广袤繁复而深邃宏阔的人物、事件的历史时空。

　　1949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是一个有着重要的历史转折意义、充满历史张力和戏剧性的时间点。就悠远历史长河中一个短暂的时间点而言，这个点是偶然的，瞬间即逝的，所发生的事件及内涵也还是有限的，但它又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发散性和广延性。无疑，1949年这样的特殊年代，从一个方位、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均不足以窥其全貌，不足以表现其恢弘，更不足以凸现其深沉的历史哲理和启示价值。所以，这部影片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是：从单一选择到多维取向，从单一视角到宏观全景观照。

　　于是，我们在对影片的目不暇接的观赏中，得以从容不迫地"心游万仞，思接千里"，纵览历史的沧桑沉浮：国共双方高层领导人的历史较量以及让人倍感亲切的日常生活细节，民主人士的登台亮相、前方纷飞的战火与后方轰轰烈烈的土改拥军（或是国统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行进中的1949"现在时"与穿插自如的历史记忆，等等，都丰富立体而宏观全景。

　　从结构上看，整部影片围绕建国的主题，可分上下两大"阕"（部分）。上阕以炮火连天的战争为主角，凸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与我人民解放军的势不可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影片作为叙事文本所需要的充足的戏剧性张力；下阕从战争转向以和平建国为主题，整个基调转为欢快、祥和、民主而庄重。

　　而在这种宏观全景的总体结构中，整部影片又有几次比较大的回旋往复，每一次这样的大回旋（就像交响乐的分乐章），都一下子把我们的思绪从镜头的前景推到了历史的纵深处。一次是在尽情展现1949年国共战场上我军取得节节胜利的画面，又颇富诗意地再现了两边领导人不同的心境（蒋介石回老家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在1949年早春的阳光下"走到户外，"神情中透出了难得的轻松"），解说词作了"命运攸关的决战已经过去，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了"的抒情之后，话锋陡然一转："而在三年前，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形势还相当严峻。"影片基调为之陡转，回顾了解放战争我军从弱到强，由守而攻而胜的转折，重点揭示了转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民心。

　　本片是对波澜壮阔的历史宏观画面进行的一种全景性观照。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丰富繁复的历史本身的内在要求和编导表达复杂历史意识，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的需要，同时也是电影纪录片本体意识自觉的一种表现。因为，从根本上说，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之所在。

　　这部影片是历史理性与主体激情交融的结果。无疑，历史理性要求忠于历史、尊重历史的真实，贯彻历史的辩证法思维。但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又是无论如何也离开不了创造主体的创造激情的。在我看来，这部影片对六万多米影片素材的有机选择，对重大事件的举重若轻，结构上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纵横自如，历史的客观呈现与揭示历史真理的有机融和，通过对某些历史镜头的突然定格而强化历史思考等等庶几都是这种主体性之表现。

　　此外，影片还表现出一种立足于今天而又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历史观念，表现于对历史的启示意义之一种"春秋笔法"式的开掘。影片并不是急不可待地把历史所启示的真理通过解说词输灌给观众，而是常常让历史自己呈现，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去心领神会，别有一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妙处。

　　纪录片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也是剪辑的艺术，尤其是作品节奏感的生成与镜头剪辑息息相关。从这部影片看，节奏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战争场面镜头剪辑得快速紧张，和平年代则舒缓有致，这使得影片的节奏张驰有度。影片还充分调动起一切可能的电影手段为营造艺术节奏和历史氛围而"各显神通"，如解说词的轻重缓急，配乐的恰到好处（如，土改分田分地，农民去丈量自己的土地时是一种非常欢快的纯粹中国民族特色的民歌小调，战争和群众集会的宏大场面则设计了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采用了历史歌曲与交响乐的穿插融和）。影片有时还通过对一些看似闲笔的历史镜头的剪辑，于紧张和激烈之中凸现出历史之因为以人为主体而蕴有独特的诗意。如1949年3月5日为迎接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而举行的西柏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一个个"身穿粗布棉袄"，却全身轻松，"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地从摄影机镜头前走过的镜头，以及走错了又马上更正的镜头，称得上憨态可掬。因为历史毕竟是由人写的，而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体。

　　《中国1949》是一部追求史诗性也达到了史诗性效果的优秀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