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触电”回忆 中国电影百年，是中国电影工作者的一件特别重要的盛事。我今年九十岁，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尤其是从事了一辈子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人，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与激动。 我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的一个破落而贫困家庭，一九三二年初春，经在香港从事电影发行业务的舅父毛耀翔介绍，我进入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照相科当学徒工，年仅十六虚岁。当年，天一公司主要还在摄制《乾隆下江南》等无声电影，也开始拍摄由邵醉翁、李萍倩导演，杨耐梅等主演的有声电影《歌场春色》。 我在天一影片公司工作还不到九个月，也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一天下午，有个演员叫田方（她是天一老板邵醉翁的小老婆，也是天一公司的主要女演员陈玉梅的国语教员），她看我闲着，就约我同她一起到厂外去抓蛐蛐。当时，我自己也觉得算不了什么事，想不到只过了几天，照相科长陈祥兴通知我，老板把你开除了。当时，我自己觉得吓傻了，有什么可说呢？！不过，我是知道田方在邵醉翁和陈玉梅面前替我说了许多好话也不顶用。从此，我这个面对无奈的失业者，却有工夫看看上海滩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也因为自己年幼无知，也没有一个容我可待的地方，所以只有在上海的马路上消耗我的分分秒秒，成了一个“马路天使”。 对于上海，我在当时很闭塞的小桐乡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后来即使我到了上海，进了天一影片公司的照相科，也是在暗房里工作，知身在大上海，不晓得它什么样？由于我是在马路上闲逛，开始只看到有很多马路和高楼大厦，看到英租界、法租界，看到黄浦江上的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兵舰，感到不堪耻辱。特别是看到外国军警对中国的劳苦大众肆意打得遍体鳞伤，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 我相信世无绝人之路。在一九三二年年终时候，曾在天一公司当过录音师的司徒慧敏，让我到正在研制“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司徒逸民、（他是司徒慧敏的叔父）马德建和一位姓龚的身边做勤杂工。时隔半年左右，“三友式电影录音机”完全成功之时，也正是电通影片公司创建之际。电通公司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片是《桃李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