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筱璋

    国际杰出的纪录电影大师、中国电影工作者亲密的战友尤里斯·伊文思同志,从事电影艺术活动已经跨越半个世纪了。当他的朋友们热烈地祝贺他五十来年杰出的电影成就的时候,他曾对来访的一位记者深情地说:“我喜欢与在历史剧浪中翻腾的人为伍。”这句平凡的话深刻地概括了伊文思半个世纪来献身电影艺术活动的崇高信念。这位足迹几乎遍及世界的“飞翔的荷兰人”,五十多年来从不停息地置身于争取人类进步和支援各国人民斗争的浪潮之中,与各国革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强无畏地手拿摄影机,用生命和心血浇铸出许多反映时代风云和人民斗争的艺术杰作,同时也浇铸着与各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他半个世纪以来的电影创作活动,无可置疑地表明,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在革命激流中勇往直前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世界革命人民患难与共的知心朋友。他和中国人民、中国电影工作者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经历过严峻考验而坚如磐石的战斗友谊,也完全验证了他自己始终不渝的“喜欢与在历史剧浪中翻腾的人为伍”的这种崇高信念。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见到伊文思同志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夏。那时,我国正处在国家存亡的危机关头,半壁河山已经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这时,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武汉。但是日寇步步紧逼,整个武汉也陷在战乱之中。日本飞机空袭的警报伴着炸弹爆炸的轰鸣,频繁地回响在武汉的上空,眼看战火就要燃烧到这个城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伊文思和他的两位伙伴,带着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同情和对日本法西斯的深刻憎恨,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武汉。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刻,毫无利己之心,千里迢迢,越洲跨洋跑到中国来,要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战斗向全世界呼吁,这是何等不易的事!当时在武汉从事抗战电影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对不久前还在西班牙马德里反法西斯前线勇敢战斗的光荣的国际纵队的战士、著名的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同志,是发自肺腑的敬佩。他们的到来,对正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可贵的支持和鼓舞啊!为了表达我们的情意,武汉电影界人士特意举行茶会,热情地欢迎伊文思同志和他的伙伴。茶会是在武汉市中心江汉路普海春餐厅举行的,当时在武汉的许多电影界著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是一次难忘的盛会,也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它写下了伊文思同志和中国电影工作者战斗友谊的第一篇章。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虽然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但当时的有些情景还依稀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因为时光的消逝而磨灭。在这第一次见面的会上,伊文思同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茶会上对初次会晤的中国同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诚挚的感情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深深地触动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对中国人民真诚友善的外国人。他丝毫没有我在上海滩惯常见到的那种趾高气昂、傲视中国人的那些洋人的气味,他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茶会上热热闹闹,热情洋溢,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气氛显得十分活跃。当时我们许多人为了宣传抗战,正在从事新闻纪录影片的制作,大家特别关心战地摄影的工作,要求伊文思同志介绍他的经验。伊文思同志愉快地答复大家的提问,兴致勃勃地一面说,一面比划,畅述他的工作体会。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讲到在野外摄影如何保持摄影机的稳定性时,强调要利用现场可能有的一切支撑条件。为了便于形象地说明问题,伊文思同志还随手挪过一把椅子作例,双手做了拿着摄影机的样子,把手腕支架在椅子背上,显示出依靠椅背保持摄影稳定的姿态。他是以椅背为例来代表野外任何可以依赖支撑的物体的。他这种现身说法的讲解,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也越说兴致越浓,象同老朋友谈心似的。他侃侃而谈的愉快情绪洋溢在和蔼的脸上,使人感受到他对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情谊。这印象一直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伊文思同志不顾艰险到中国来,要运用自己卓越的电影技巧,形象地向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报道中国人民反侵略主义战争的真相,唤起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援。在当时中国复杂的军事、政治环境中,他的工作是极其艰难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拍摄工作使尽了刁难和控制的伎俩,但他坚韧不拔地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风尘万里,深入前线和后方,置身于背井离乡的难民群中,出入于前线阵地的战士行列里,和这些普通的群众和士兵,情感交融,相处无间,因而拍摄到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和镜头,记录下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史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还满怀革命激情,无视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成功地拍摄到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等在武汉讲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形势的历史场景。这段珍贵的内容,对坚定大后方人民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他的辛劳凝结成一部杰出的影片,这就是《四万万人民》。它是伊文思反法西斯斗争的名作《西班牙的土地》的姊妹篇。这两部影片都是投向德、意、日法西斯的利剑。在中国当时的对外宣传还软弱无力的时候,伊文思这部反映中国全面抗战的影片《四万万人民》的问世,为我国的国际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伊文思为中国的抗战做了很有意义的贡献。
    伊文思原来设想要到西北去重点拍摄中国抗战的真正中心——延安,拍摄华北敌后八路军的游击战争,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不能实现。影片不能拍到这部分内容,伊文思感到非常遗憾。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破坏,不能改变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军民的向往和热情。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巧妙地把自己心爱的武器——摄影机,连同数千米胶片,秘密地转赠给延安电影工作者,这对正在筹建的延安电影团真是犹如“雪中送炭”。延安电影团正是用这台摄影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拍摄下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动人的镜头,都会想到这是伊文思的重要贡献。
    伊文思在中国度过九个月战乱的生活。他透过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状况和人民力量的成长,敏锐地看到了尚在苦难重重中的中国已经闪灼着希望的光芒。后来他曾说过:“我觉得十分欣慰和骄傲的是,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在《四万万人民》的影片中,预告了中国人民一定能获得自由!”影片《四万万人民》正是为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希望唱出的一曲赞歌,把为民族解放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呈现在世界荧幕上,使全世界信服地看到:四万万中国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伊文思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艺术家,他以炽烈的政治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同时又深情地把友谊牢固在扎在中国人民之中。
    在《四万万人民》问世十八年后,伊文思再次来到中国,他是应我国的邀请作为中国人民亲密的老战友来访问的。这一次他见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中国了,是摆脱了他在《四万万人民》中所反映的那种深重灾难的中国,是荡漾了污泥浊水、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了。”这样的新中国与十八年前相比,确实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面对这伟大的变化,这位曾经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斗过的老战友,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他又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建设新中国热诚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接受了我国的聘请,担任了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顾问,为提高影片艺术质量,培养创作人才,积极地做了许多工作。他诲人不倦,对年轻的创作人员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受到大家的尊敬,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他不仅是一般地讲述工作方法、艺术技巧和创作修养,更重要的是传授了作为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应该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他总是强调他一贯身体力行的原则: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必须反映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节奏和速度;他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建立起信任,这样,他拍摄的作品才可能为群众所接受,并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艺术家,必须遵循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法则,因为,是人民在影片中出现。”他就是这样,用自己多年来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培育了年轻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帮助了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成长。
    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亲眼看到了解放后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不断掀起建设热潮,非常感动。他情不自禁地把他在中国看到的和体会到的一切,用通信的艺术形式,拍成一部具有诗意的、抒情的纪录片。这部名为《早春》、副标题为《寄自中国的信》的纪录片,目的是以事实驳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新中国的种种污蔑,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人们。他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踏雪履冰,深入到中国东北角上的海拉尔;又在春寒料峭中来到江南水乡的南京和无锡。他把所见到的城市和农村日常生活的一些侧面,以娓娓动听的方式叙述出来,使人看后十分信服。影片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色彩,显示出伊文思对中国解放后沸腾的生活充满着内心的激动。他不是简单地再现生活,也不是写实地表现自然,而是从严冬里透露出早来的春光,含义较深地歌颂中国即将透过严冬进入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春天。伊文思以他高度的艺术造诣,成功地创造出一部感人的作品,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伊文思对中国的感情是深厚的。不管历史的风雨怎样吹打,他总是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关怀着中国的每一步前进,并为之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增添他同中国人民战斗友谊的新篇章。他许多次应邀访华,几乎走过大半个中国。他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从南方到北方,从过去到现在,深入地了解中国,广泛地结识平凡的劳动人民和知识阶层的人士,兴致盎然地和他们交谈,谦虚地向他们学习。可以这样说,他对中国了解得愈多,对中国的感情愈深。这一点,在我陪同他访问许多地方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伊文思不是感情轻易外露的人,常常是把感情默默地放在心坎里,但是你却总能从他亲切而深情的炯炯眼神中,感受到他心灵里热爱中国的真挚情意。中国的现实图景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使他不停息地酝酿着报道中国的意念。
    一九七六年,他和玛瑟琳·罗丽丹合作的关于中国的大型纪录片《愚公移山》完成上映。这部历时四年才拍摄完成的影片,是他们多年来在中国深入访问后产生的成果,它以真实动人的形象,朴实流畅的手法,从中国现实生活的广阔领域中,揭示了中国人民在各个方面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改造中国的伟大业绩。这是伊文思创作历史上空前的作品,映出后受到各国观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这部影片在拍摄时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但是这并没有损害伊文思以自己的卓见确定的主题和构想,影片表现的主题是人民。“四人帮”曾企图要伊文思在影片中宣扬自己,但伊文思没有理睬,因此,“四人帮”就以刁难和强加于人的丑恶行径,妄图篡改这部影片的思想内容,但是遭到伊文思的坚决抵制,他愤怒地斥责了“四人帮”的无理挑剔。伊文思这种不向邪恶实力妥协的斗争,得到正在病中的敬爱的周总理的支持,这才使影片免遭“四人帮”的毒手。这是伊文思在政治上坚定的胜利。这部影片在各国电视和银幕上映出都获得了成功,九亿中国人民作为新愚公的光辉形象,通过影片树立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这是伊文思献给中国人民的珍贵礼物,也是他在增进和中国人民的友谊中作出的更有意义的贡献。
    在庆祝伊文思从事电影艺术活动五十周年之际,回顾他在中国的电影创作活动和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历程,是令人非常激动的。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他许多次访问中国,先后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早春》、《六亿人民的怒吼》、《愚公移山》(由十二部纪录片汇辑的大型影片)等影片,帮助了年轻的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他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是站在中国人民之外观察中国,也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拍摄中国,他是以中国的一员来关心中国,是站在中国人民斗争的激流中来拍摄中国的。他自豪地把中国人民做为自己的战友,乐于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接着历史的巨浪前进。
    从一九三八年到现在,我们和伊文思建立的战斗友谊已经历了四十二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从苦难中获得了新生,创造了人民时代的历史新纪元。伊文思说:“中国社会新旧面貌我都看到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世界现代史的一部分。”他何止只是看到了,他是进一步运用自己精湛的电影艺术技巧摄下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财富,它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现在,伊文思已是八十以上高龄的人了,他出于对中国一贯的热爱,决心还要再来中国,要把今天九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正在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进行的新长征,拍成一部新型的纪录片,作为他拍的中国影片里的新的历史篇章。他从四万万被屈辱的中国人民拍到九万万五千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他的全部影片连接在一起,就是一部辉煌的中国近代史诗。他对中国人民已经作出的这种贡献,是他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和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最好体现。但他并不感到满足,今后还要继续拍摄新的影片,为中国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他在亲自赠给我的一本他的著作的扉页上题词道:“……我们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而且今后,我们仍要为同一个事业——社会主义中国,再一起工作几年。你的朋友——尤里斯·伊文思。”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热爱战友的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对支持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不懈的雄心。这对我们是多大的激励啊!我们祝愿他的愿望实现,祝愿他继续用电影武器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

                                                                                     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日
     (作者钱筱章原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电影局副局长。该文是1980年为《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展》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