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参加《京华时报》创刊十年的研讨会，大家都觉得是九年，我觉得中国虚岁比较科学，因为它实际记录了你生命孕育的时间，周岁不太科学，我觉得虚岁比较合适，这大概是吴海民社长办这个研讨会的理由。
十年以前在孕育《京华时报》的时候我有幸和海民社长在一起做过这方面的交谈、谋划，主要是海民他们这个团队这方面做得非常一流和优秀，我自己没有什么太大贡献，只是有幸见证了这么一份有些报纸的成长历程。它是报业发展过程当中比较有标志意义的报纸，它的标志就在于它创办了一个模式，一个全国性大报下属的子报，在市场上办得如此成功，又坚守自己的社会责任，又扩展党报在今天的影响力，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很多都市报在各个地方都办的很成功，但是像《京华时报》这样的典型还是很特殊。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无论是发行上、影响力，广告上，都做得很成功，主要是有人民日报非常有价值、有支撑力的背景，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以海民社长为首的《京华时报》团队，是有理想，有深度，又有行动能力的一群人。
有理想，他们不断追踪中国媒介发展的一种愿景，始终在自己头脑当中有目标追求，是有更高的精神殿堂的一群人。这群人又是非常有宏观理论的深刻思维，像海民社长自己提出的很多论点，无论被别人认为是偏激也好，或者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也好，总之作为一个报业实际操作人，他的理论观点无论在业界还是学术界能够振聋发聩，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议论本身说明他的这种理论修养和理论能力，这就导致操作本身的稳定性和方位感、逻辑性的把握。这点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团队本身我也认为是很优秀的。
都到今天，《京华时报》十年，这对一个人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一张报纸来说有点沧桑感了，再走一百年，这是一个沧桑的话题，我个人看不到，能够看到五年、十年以后报业的变化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市场变化是非常大，社会变化是非常大，我们很难做出具体的描述，当然有愿景是好事。把它做成百年老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想。
就现实而言，黄教授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是我们做媒介研究的人深刻思考的问题。对于《京华时报》来说同样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加深刻的理解。所有这样一种对报业、报纸生产方式、报纸核心价值的思考，其实应该建立整个媒介业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格局，这个基础上再来思考，可能有的时候答案比较清晰。
我们最近做微博的研究，过去传统意义媒介为社会提供两种东西，一是事实，一是意见，事实现在这种东西为公民信息运动当中的公民群体以新媒体的形式占有越来越多的席位，比如说微博客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媒体，它的一种即时发展和关系叠套所造成的病毒式的传播，造成核裂变的传播效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传统媒介构成的传播途径。
在微博世界里面，任何一个事实信息的动态传播，不在乎你是谁说的，而在乎这个事实本身是否有价值分享的能力，以及有没有那种价值穿透力，大家都需要的那种穿透力。过去一个大面积的社会传播一定要依赖大媒介，比如说在中国，要依靠新华社、CCTV，美国也是有CNN等国际媒体传播，但在网络世界上完全改写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大明星说的，还是小人物说的，只要这件事情本身有传播价值，有穿透力，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进行传播，这就是微博的游戏规则和传播生态深刻的改变。这种背景下，公民信息运动进行动态式传播的时候，作为传统媒介生产方式里面，有哪些东西留给我们占取的。我觉得至少有几点。
第一，调查性、深度性的报道，不是一个没有专业能力的公民个人就可以做的，这样一个事实性传播的份额还留给了传统媒介，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深度性、调查性的内容，需要专业技巧和专业能力的新闻事实展示和挖掘，还需要专业媒体和专业媒体工作者来做。
第二，需要机构式的组合生产方式的内容，还需要我们媒介来做。因为单一的人可以做单一的事情，这是公民信息运动当中公民能做的。但是我们不要满足过去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当中，我们仅仅是信息的采集者，我们应该成为信息节点，未来的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更大程度上需要考虑一个创新的模式，我如何跟公民信息运动当中的个人能力和智慧进行对接，形成对它有效能量吸聚的新的生产模式，新的采编模式。比如说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DV观察，就是编播分离，由出租车自己拿DV或者什么来采集，然后电视台再编辑，这就是利用公民信息运动当中的能量、智慧和模式。我们报纸可以做这方面更多的尝试，我点到为止。
另外我们还需要有另外一种角色的意识，事实性信息很大份额都开始被社会所分享，被公民所分享的时候，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们重心向意见判断和解释力方面倾斜。报纸和其他电子媒介相比时效性远远不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压力，但是今天我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这点，比如说五毛党拿五毛钱的币投在我们演讲的五号的脸上，马上网上就有了，时间之迅速，让我们吃惊，图片也很清晰，这是有预谋的，这不是我们传统媒体所能竞争的，但是重大事件确认本身需要有权威，有信誉的媒介和机构进行确认。我听到一个北京市地震的消息，我不会马上买矿泉水、买帐篷，一定会找一个人来确认，也不是找大街上随便一个人确认，而是找有信誉、有权威的传媒来确认。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整合的事实更清晰，结构更清楚，可以形成一个意识态度，解释框架，对人们的态度进行基本的限定，这就是新闻媒体在解释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议程设置，框架效应和情绪启动，这是传统媒介在未来纷纷扰扰海洋信息当中定海神针的作用，应该往这个方向倾斜。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个社会是一个人人发言的社会，每个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主张表达，这个社会就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一个角色，为社会利益表达、意见表达平衡负责任，谁来负责任。每个利益集团不会为别人的平和不平负责任，传统媒体就应该为意见表达的平衡，情绪表达的平衡，起到平衡者的角色，哪一方面意见表达的过于充分的时候，你像主持人一样把另一方面的意见表达出来，哪一方面的意见被冲淡了，我们适当提出来。引导社会平衡健康发展，这恰恰未来传统媒介尤其是报纸应该承担的角色。这就看的出来我们未来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在这样一种分析当中寻找我们的立足点和核心价值。
对《京华时报》具体来说，从经营角度有两个要点：
第一，要上市。虽然上市这种东西大家觉得是一个时髦，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情，我做了成都传媒集团的研究，我觉得一个大媒体，有所图谋和发展的大媒体，如果没有一个上市公司，很多市场扩张的计划就很难实现，非常掣肘。因为任何一个投资都要由自己按照常规的方式回收，我看到一个报业市场有空缺，办一个报纸，三年以后才有可能回收资金。我要做一个游戏产业，也要组织一个团队，多少年以后，但是成都传媒集团把先锋媒体做游戏的公司一收购，用了三个亿，这个收购消息一旦在上市公司披露，马上市值就上升了四个亿，马上钱就拿回来，这种资金流转对于如何进行新的探索回馈速度要比传统方式灵活得多，迅速得多。
另一方面，有了上市公司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换股，各种各样的兼并，有了资本做基础，运作会更加良性，更加友好，而不是你死我活，资本方面一合作，竞争对手马上化敌为友，上市对于《京华时报》的传媒集团而言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要做全媒体。因为它要解决一个内容，一个广告多重落地，多层面的价值实现，这是一个必然。没有这么多的介质，你就很难实现某一个内容，某一个广告的多种价值回报，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国内国外有很多经验，隔行如隔山，我办报纸办的好，不见得办杂志办的好，某个行业都有特殊的规律，都有特殊的市场博弈和利益博弈的规律需要我们熟悉。很难说一个媒体在所有媒体形式上战无不胜、常胜将军。我们不能采用硬兼并和硬连接的方式，成本消耗是非常大的。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一个是做内容非常好，一个是做渠道的，大家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但后来还是分开了。我们要有共同的市场，甚至包括互相换股，在软合作经过历年的考验之后，就像婚姻一样，盖头盖着就拥进洞房，虽然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例子，我觉得还是这样不会幸福，还是先谈恋爱。在全媒体发展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作逻辑、融合逻辑，如果不尊重这个逻辑，我们付出代价会很大。我希望《京华时报》这个优秀的团队这方面能够为中国的媒介进行全媒体融合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经验。
责编：郭筱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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