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三十多年来，我的诗歌的业余创作之路，可以概括为用挚爱的“翅膀”、创新的“羽翼”抵近了缪斯的殿堂。而挚爱的“翅膀”和创新的“羽翼”又都有两个----一左一右和一纵一横。左是对古典诗词及其格律形式的爱，右是对当代军人及其哨所戍边生活的爱，纵是在追求诗歌创新中对古典诗词艺术的继承，横是在追求诗歌创新中对当今世界文化艺术的移植。由二而一的爱，确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表现形式：既格律诗词，而非新诗体；界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领域：既边塞，而非其它。纵和横的交叉，标定了我的诗歌创作的时空位置：既当代的汉诗，而非其它什么时代的其它什么诗。一左一右的交融，一纵一横的交叉，形成了我的以《牧边歌》为处女作的新边塞诗板块。

       至于对古典诗词及其格律形式的爱，应该说是朝熏暮染、爱屋及乌的结果。记得孩提时代，乃至我上了小学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在辽西山区的一户清贫农家小院里，在亮着泛黄的煤油灯的土炕上，每夜都在演绎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群孩子或坐或卧或站于母亲的身旁，伴随着母亲抑扬顿挫的手掌节拍，在神情专注地背诵着唐诗。以至使我养成了睡前不读古诗难以入眠的生活习惯。

       其实，古典诗词及其格律形式，原本就是合二而一的东西，血肉相连，很难分割。一如著名诗人诗论家公木先生所说：“它的格律形式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摩挲砥砺、在实践中已经使大家觉得是一种最方便、最熟练、最得心应手的文学样式，可以拈来随时应用，即兴吟哦。它的语言、音韵，它的节奏旋律，已经浸润到人民生活和意识的深层，养成了我们民族潜在的审美观念和习惯。”况且，它的格律形式更适合于快速定格在快节奏的军人生活中所能捕捉到的诗意，浓缩诗的具象，构建诗的空白，凸显诗的张力。因之，我走上了创作新边塞诗词的不归之路。

       至于对当代军人及其哨所戍边生活的爱，是因为我非常荣幸地迈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并且有一段哨所戍边的经历。我曾深深地被戍边将士们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打动，也曾深深地被戍边将士们那种丰富的诗意生活、乐观的牺牲精神、无畏的英雄意志、豪迈的军人情怀所感染。当代军人的生活，也包括当代军人哨所戍边的生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背景下的生活，他（她）们所承载的历史责任，所追求的人生理念，所展现的精神风貌，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已与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然而，哨所戍边生活的艰苦、枯燥，特别是孤独和寂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人们常说“寂寞是关山，关山是寂寞”，尤其是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发生嬗变的今天，应该说忍耐得住寂寞是一种高境界。那么，忍耐得住的源动力是什么呢？是一种爱，一种大爱。边关无小事，也就是说边关事事大，它关乎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辱兴衰。钢枪关社稷，热血壮乾坤，只有守卫在宁静而漫长的国境线上的战士，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内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军人的“登山”和“观海”绝不同于一般文人墨客的游山玩水，他是肩负着军人使命、国家职责在登山而守、观海而防，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代军人的边塞生活在本质上是诗意的，是和平和自由的，也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实现和平和自由就要珍惜和呵护，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就得把人自然化、把自然情感化；所以军人在漫长的国境线上，时常孤而不单，寂而兴浓，可以灌注激情于雪月，移植爱情于风花；可以与山峦座谈讲和平，与江河交流话时空……以此实现军人与边关景象的最大契合。在超越感和亲和感中与关边万象共享和平，共享生命，共享感情，创造“情到深处总有诗”的军人生活。

       军人的生活是变化着的生活，诗是生活的艺术再现，诗也永远是变化着的诗。“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清·赵翼），诗歌的恒久魅力就在于创新，而这种创新应该是与时代同步的创新。因为今天的“新”，就等于明天的“旧”；明天的“新”就在于突破今天的“新”。在诗歌创新的坐标系中，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可以看成是决定创新点的两条线。如果把继承看成是纵坐标的话，那么移植便是横坐标。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是借鉴。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发展的，移植中的借鉴是方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继承中的借鉴是根本。没有继承，创新就会丢失自我；没有移植，创新就会丧失外力。移植和创造，继承与出新，在文艺上是辩证统一的——创新寓于移植之中，继承反作用于创新。只有既研习今人，也借鉴古人，又力求新变，才能构成新的题材、新的情思、新的意境，使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刻。